[摘要] 京津唐三地的协作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提出，期间断断续续，原来的国家建委、计委和现在的发改委都参与过推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这次，估计是要动真格的了。
京津之争
京津唐国土规划中断的直接原因，是1985年国务院要求国土局抓紧编制《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由于人手不够，国土局被迫暂停了搞了两年多的京津唐国土规划试点。
不过，据钮德明回忆，在搞这个试点时，京津唐三地协作的阻力非常大。有一次，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向他建议，研究北京的规划，要考虑天津的发展。钮德明认为有道理，但当他向北京市有关领导汇报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是北京的官，不好考虑天津的事”。
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京津蓟已经感受到了体制隔阂所带来的束缚。
当时天津市只能在蓟县收购鸡蛋，不能到遵化去收购，因为一到遵化去，就有人说侵犯了唐山地区的经济利益。黄骅县出螃蟹，到天津去卖距离近，可黄骅却属于河北，并不归天津管。
198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到天津视察，天津市的官员汇报说，要讲工业的改造，企业的技术改造，有些厂子市里可以统一规划；但是一提到冶金、机械工业的改造，已经不是市里能够统一规划的了，必须相关的几个城市统一考虑。“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天津既无铁、又无煤。”前述知情人说。
更严重的是这种按行政区划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使得京津唐三地的竞争远超协作，北京更是利用“首都优势”，在资源配置等多方面享有特权。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城市，工农业均落后于河北、天津。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把一个工人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
此后十年，北京兴办了几千家工业企业，涵盖了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建材、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等工业的几乎所有行业，“文革”前产业工人数量已经达到100多万。
20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燕山石化、石景山钢铁厂、东方红炼油厂等大项目接二连三耸立起来，从而使没有铁矿石和石油的北京形成了年产300万吨生铁和30万吨乙烯的能力。
这直接导致了与河北、天津同类产业争资源、争能源、争投资、争项目，使本来一些按经济规律和城市功能应投入津冀两地的建设资金和项目，投向了首都。
天津一位市长为此曾专门给中央写信，说北京这么发展，对周边产生了强烈的“空吸现象”，天津是大树底下不长草。两个城市的隔阂日渐加深，天津的同事曾向钮德明诉说，以至后来北京不惜花费巨资到河北新建京唐港，也不用当时距离更近且尚未饱和的天津港。
有说法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津的矛盾归咎于时任两市领导的不和。但钮德明认为，主要的根源还是各自为政的执政观念。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接触过京津两地不少官员，“尽管职位很高，但缺乏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更多的是考虑战术问题，反而是一些研究人员在考虑战略问题。”
尽管国土局推动的京津唐区域规划没有搞起来，但前期的研究仍提出了不少即便是现在看来仍具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比如，研究提出京津唐3地应有分工，不能平起平坐，北京要加强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上就不宜承担那么多任务，需要津、唐二市分担，秦皇岛、廊坊等市也应分担一些。
而这些恰恰也正是三十多年后，造成北京大城市病的症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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